leyu70vip这是学研回归后的第289篇文章

陈虻离开这个世界十年了。有的人不知道他的存在，有的人永远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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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陈虻加入《东方时空》，成为《生活空间》的制片人陈虻的新闻理念，之后，镜头开始对准普通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一句经典。电视终于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学会平视，近乎革命。

2008年陈虻的新闻理念，中央电视台成立50周年。这一年，陈虻热爱的新闻评论部解散，部门重组。也是这一年，他走了。告别他的时候，原“东方时空”的编导陈真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一个人的离开能让他之所在感到莫大的损失，最能说明他的价值。当时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人们把这次告别视为“向一种精神力量的致敬”。在这些追求“求实、平等、公正、前卫”的人们的心里，他是理想者部落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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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是在柴静的《看见》中。她说写此书并非为追悼亡者，而是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当初陈虻找她进央视，问“你关心新闻中的什么？”她答“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这一句话抵在他的心上，也许正是这句话，使陈虻最终确定他的眼光是对的，陈虻是柴的领导，但在追求平等的新闻评论部，陈是柴的教练，是永远比她高一厘米的“网球拍”。

我注视着照片，他长发飘飘，目光里没有领导的咄咄逼人，温和而儒雅，思想家的气质。崔永元说他是一个从不停止思想的人，想，会很累，很难，甚至有风险，但陈虻停不下来，他总是不满足于已思考的成果。“一个从不停止思想的媒体人是值得尊重的。”他关于电视的思想和观点，生前没有机会写成书，后来人大的徐泓老师整理他的资料，精心挑出他如琢如磨的“语录”，编著成书，零散的想法得以和万千读者交汇。书名是一句被他的同事反复记起的，陈虻的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他说的话未必都是对的，但这句流传不息，写这篇文章，追问自己，也为致敬陈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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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虻毕业于哈工大，大学所学的专业和电视无关，毕业后被分配到航天工业部，当团委干部，成为部里的重点培养对象，既定的前程在不远处，他无需费力，拾级而上即可。选择一条未知的路意味着放弃，可他不甘，他知道自己更热爱艺术。有了方向，还要说服领导同意自己转行，他想了两条路“一条是不好好干，给你们捣乱，那么我要走就没有人会留我了。还有一条是好好干，干得非常出色，让你们觉得我这个人值得尊敬。你们尊敬我，也就会尊重我的愿望，然后，我说服你们。”他选择了后者，出色的工作加上不辞辛苦的争取，终如愿以偿。

leyu70vip1985年，他来到中央电视台。前三年，他在栏目没有具体分工，主要任务是领肥皂、毛巾、拿报纸、扛磁带，杂务没有瓦解这个年轻人的初心，打杂的同时他不忘学艺，“趁卸架子的功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画比画。”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所谓机遇，从来都是留给付出更多的人。进入栏目第三年，一天下午陈虻的新闻理念，办公室无其他人在，只有陈虻，领导只好对他说“交给你吧。明天上午九点半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哈默。你知道谁是哈默吗？”他敏锐地抓住机会，迅速回答知道，他从图书馆搜集了一堆资料，忙了一夜，写下九个问题，第二天采访很顺利。后来要做成一个10分钟的电视专访节目，现有的素材捉襟见肘，他跑遍北京，搜集到所有有关哈默的资料，几百字的解说词，写了三天。不久，美方请摄制组为哈默拍人物传记片，点名要的就是陈虻这个摄制组。

他沉醉于逻辑，称之为“做思想体操”。他大学的读书笔记，不抄结论式的名言警句，他记下的是在论据阐述之后，论点和论点之间的过渡段。他认为这是思维的转折点。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职业不相干，他既不遗憾也不庆幸，“与知识相比，有一个更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思维方法，包括你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你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它应该比知识更重要。”

1988年，陈虻来到《观察思考》，任记者，这是央视创办的第一个带有评论性的深度报道栏目。曾经，为真实记录在沙漠中寻找石油的工人，他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生命几乎无法存活的地方，住了近一个月。曾经，为了报道一起重大的商标纠纷案，他们被殴打、辱骂、拘禁数小时。对真实的探索，对正义的捍卫，是要流汗甚至流血的。1985年到1993年，陈虻成功实现念兹在兹的理想，进入电视节目制作的核心。他说“我过着过着突然明白了，“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啊。所以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把现在的事情、眼前的事情做好。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

陈虻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来到《生活空间》后，节目做过两次调整，1993年，镜头对准小人物，表达对人的尊重，走的是人文教化之路。当时需要一句恰当的标版语，有一天晚上，陈虻回到家，临睡觉脑子里思索的还满是节目标版语的创意，半梦半醒之中，有几句话一闪而过，下意识抓起纸笔，摸黑在纸上胡乱记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突然心头一震，整个人都醒了，一看表才凌晨四点。对他而言陈虻的新闻理念，这份工作不是简单的谋生之道，而是寄托了全部的理想和身家性命。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陈虻的新闻理念，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那时节目火的不行，他提前意识到危机，每个个体身上体现出的东西是相似的，他厌恶重复，“在我们讲述了上千个故事以后，我们的这些“道理”正在逐步演化成一种抽象的僵化的信条”。

1996年，节目第二次调整，更强调社会变革，关注社会变革影响下的人物命运，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从记录个人转向记录历史，这是陈虻的职业追求，也是节目的社会责任。他一以贯之，后来陈虻参与策划的《感动中国》同样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对人的命运的关注。陈虻这样表述《感动中国》的定位：“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魅力展示，积聚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用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见证重大的新闻事件。”到现在，这个特别节目，已经走过了十五个年头。

和陈虻有关的资料里，他留下这样一段话：“支撑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形式有三类：一类是新闻，标志着一个台的政治立场；一类是娱乐性节目，标志着一个台的经济运作水平；一类是纪录片，标志着一个台的文化艺术水平。”

他对纪录片的思考，离不开真实。从拍摄的技术到传播规律和纪实理念，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对真实的认识逐渐深入。纪录片的本质和核心就是真实，他反复看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到电影结尾处，他领悟到“每一个真实的后面还有一个真实，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他讲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如何创作，在拍一部反映日本农村的纪录片之前，他在农村生活了12个月，前三年没拍一个镜头，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种地，然后再拍的时候，摄像机对于农民就像空气一样，他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如此才能逼近真实。

陈虻总结说：“摆拍一个镜头，就失去被拍者正常生活的真实状态”。山东农村里最后一个村子通电了，农民家里的鞭炮已经用完，当地电视台觉得不够气氛，重新为村民买了一挂鞭炮，来表现通电之后的兴奋。摆拍影响了陈虻手下编导的计划，他们无果而归，陈虻问他“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在他看来，当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和期待不一致时，不是要费尽力气满足自己的期待，而是去进一步思考事实本身发生的原因。“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活空间》的定位是做“生活中的目击者”，不预设主题，证明观点，只为记录过程而已。学界对这种纪实手法的尝试评价很高：“不仅提供了一种纪录片的制作方式，更重要的是带动了电视制作的纪实风格，培养了一批制作者，培养了一代观众”。这对电视节目形态的改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纪实意识”得到越来越到的认可。陈虻说“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发生，都永远是拍摄的机会，而不是我们拍摄的障碍”，尊重生活，顺势而为，才是纪实，否则是为伪。

1997年，陈虻在北京组织召开“首届国际纪录片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10位国际纪录片大师参加，包括怀斯曼。这场会议规模和学术水平之大之高，首屈一指。陈晓卿提及20世纪90年代的陈虻，是“纪录片教父级别的人物”，后者拍出了名噪一时的《舌尖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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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所幸，他关于电视的理念至今仍不过时，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依然铭记着他的存在。

2001年，新闻评论部年会被拍成《东方红时空》，网上流传甚广，一发不可收拾。白岩松在自己的书中承认陈虻是晚会“恶搞”的主力之一，他的《幸福了吗》一书中写到：“它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辉煌时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前卫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在新闻评论部做的“恶搞”视频《分家在十月》中，那个被戏谑为“陈虻·诺夫”的人物，出现在第一个镜头，坐着轮椅，用一种沧桑的声音回忆“我已经很老了，老到记不得很多事情....2000年10月，一个多事之秋，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们，被卷进了一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变革...。”

leyu70vip片子结尾，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字幕：陈虻·诺夫回忆录，《讲述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实话实说出品，200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