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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中美及国际能源合作的影响与挑战

——“疫情影响下的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研讨会演讲嘉宾观点精选（一）

leyu70vip2020年7月3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办了“疫情冲击下的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联社秘书长陈琦主持。国内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计16人（名单附后）。针对疫情肆虐和中美关系恶化两大影响，专家们探讨了全球能源合作和气候变化治理的新形势，分析了如何更好地维护我国能源安全，促进我国对外能源合作国际气候治理等问题。经与会专家同意，现将会议要点选定并发布。

傅成玉

长江商学院大型公司治理与创新管理实践教授、中国石化前董事长

leyu70vip美国在2008年页岩油气开发取得技术突破后成为油气生产大国，全球石油供应转为供过于求。同时，中国已经是最大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国，需求仍在增长。中美油气供需合作虽然有天然基础，但开展务实合作存在实际困难。美国油气出口基础设施落后，出口潜力有限。贸易战取消了长期的中美油气贸易协定，高关税让美国油气产品在中国的竞争力下降。特朗普政府全面打压中国的政策，让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难以预料、难以承受。

应对气候变化，倡导清洁低碳发展，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美国全面打压中国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走清洁低碳发展道路，将成为中欧开展贸易投资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疫情引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将加快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落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推动能源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不仅可以促进减排，也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能源转型是整体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减碳也可以催生新的业态。减排管理依靠总量和能耗两大指标，落实到企业。

目前，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中国应率先建立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能源体系、环保体系和管理体系，有助于解决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

何建坤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原常务副院长

COVID-19 大流行是一场严重打击世界经济的全球公共危机。与疫情相比，全球气候变化是一场更深刻、更长期的地球生态危机，影响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必须以气候变化为核心，以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复苏。中国是第一个控制疫情、实现经济快速复苏的大国，也将为实现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试图引领疫情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其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应对气候变化也将是中美博弈的重点领域。中美在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等新兴大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利益，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有效合作。因此，虽然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但在气候变化领域仍有相互对话与合作的空间和机遇。

当前形势下，我国应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支持，加强与美欧发达国家的对话，寻求国际合作。努力使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典范。强化我国低碳转型的政策导向和行动措施，落实和强化《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和目标，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能源因素在中美关系变化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受当前疫情影响，新冠疫情给包括中国、美国金融和能源企业在内的实体造成重大损失。中美贸易协定第一阶段列出的中国采购对象是按数量和数量确定的。受国际油气价格下跌、我国消费需求下降、储能设施有限等市场因素影响，采购目标难以实现。同时，美国对其能源出口造成的“资源依赖”和进口国多元化的“印太”战略意义也有自己的担忧。因此，中国是否符合标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从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看，中美两国都将能源纳入各自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规划；两国都在全球能源产品、技术和金融市场以及多边能源治理机制中；双边合作的程度还受到国内能源政策的影响或限制以及双边知识交流的程度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能源合作与两国政治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将变得复杂。

在全球能源市场中，中国仍然是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就中美双边关系而言，美国是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地之一，但中国目前从美国进口的份额较小；疫情开始后，美国能源生产和出口双双下降；受制于设施建设进度，近期美国出口扩张潜力不大。

中美能源合作的已知政治风险是多方面的。美国对中国相关投资政策和基础设施的限制使得中美公司内部或产业内部贸易（以抵消价格剧烈波动造成的损失）的逻辑难以成为现实。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包括贸易制裁和经济制裁，一旦启动就难以解除，加剧了未知风险。近年来，两国能源产业交流受阻，能源科技、教育合作难度加大。中国核电产业发展在国内外均受阻；在能源设备竞争技术领域，美国政府也转向了不支持合作的立场。此外，美国“经济主权”的思维和行为正在扩大，强调关键产品的“自主权”。国际组织协调争端的作用进一步减弱，国际海关管理规则长期滞后于产品贸易实践的变化。这些都是必须关注的政治风险管理问题。中美能源产品贸易机制建设可参照美印尼LNG贸易安排蓝图。总之，要超越传统贸易量讨论的局限。

目前，我国能源领域国际政治风险管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制裁。需要重新审视以经济项目换取政治和外交利益的逻辑，但要重点维护和促进产品技术标准的互联互通。立足能源自给，维护中国国际能源供应链稳定，将“储能为民”机制纳入战略储备。

王海滨

中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疫情对中美能源合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能源采购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占很大比重。疫情导致今年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原油均价下跌近三分之一，液化天然气价格下跌近40%。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价格大幅反弹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中国从美国购买能源的增量目标难以实现。除了经贸，能源合作领域的技术和人员交流也受到互信减弱的负面影响，中美油气产业论坛等相关交流活动被迫中断。

疫情也对国际能源合作产生影响。在传统能源方面，疫情期间交通活动减少导致石油消费减少当前世界能源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石油消费已回落至大约 2012 年的水平，预计到 2021 年底才会恢复到 2019 年的同期水平。煤炭和天然气消费也受到了疫情的打击。在消费下降的同时，相关的国际能源合作活动也有所下降。在能源政治方面，各国能源政策的内向化阻碍了国际能源的民主化进程。新能源方面，受疫情影响，各国在该领域的投入减少，国际合作必然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和压力。

滕飞

清华大学能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气候变化和 COVID-19 大流行等问题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外部性。目前，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负外部性方面效果不佳。中国和美国应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中美气候合作仍可期。尽管特朗普政府拒绝气候合作，但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意见相左，后者抵制前者的倒退行为。目前，已有25个国家宣布继续支持《巴黎协定》。如果他们的行动能够得到落实，美国基本可以实现当初的承诺。

气候问题是美国大选中的问题之一。 If the Democratic Party Biden wins the el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gain the leadership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与此同时，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部分党员在国会提出了减排提案。所以即使共和党继续掌权，气候变化立法仍然会在国会取得进展。从长远来看，无论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如何当前世界能源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中美气候合作都是必然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逐步从依靠外部力量倒逼国内改革转向积极引领对外合作。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维护气候政策的长期稳定。

历史证明，在双边关系处于冰河期时，环境合作往往可以起到“破冰船”的作用。只要美国政府能够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当前世界能源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挑战，我们就可以期待环境合作发挥这一作用。

何继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欧盟最新的欧洲绿色协议值得关注，这将对中欧合作产生影响。该协议依托能源改革、循环经济等措施当前世界能源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挑战，实现到205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的目标，使欧洲成为第一个气候中和大陆。疫情后欧盟经济重振重心为“绿色复苏”，2030年目标不受影响，欧盟国家在能源转型上的共识多于分歧。能源转型的重点已经开始从能源供应转向其他领域。

欧盟绿色新政给中国带来机遇和启示。例如，中国可以注重抓住电动汽车发展机遇，强调“绿色新基建”当前世界能源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挑战，建立以法律为目标的国际、跨地区、跨部门协调机制，制定中长期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目标、完善能源转型目标与其他目标的协同与机制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欧盟绿色新政也给中国带来挑战。欧盟的绿色发展模式可能对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构成“降维打击”。此外，欧盟的碳边境税和运输削减计划可能对中国的产品出口和航空运输构成挑战。

最后，中国和欧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进能源合作。例如，开展中欧能源转型规划合作项目，共同开发和改造氢能技术，在电动汽车、智慧城市、智慧供暖、城市能源互联等领域实现技术和市场互补，推动氢能技术的发展。多双边合作机制协调发展等。

江大林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高级院长

中国和美国都是主要的煤炭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两国煤炭发展对全球气候目标能否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对比中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路径，相信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煤电在中国和美国的供电系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单位存量较少，正处于新旧单位更替期。通过“煤炭优先”计划，加大对新一代柔性、高效、低排放机组的开发投入。但我国发电机组设备新、效率高、存量大。推动煤电可持续利用，对于保障能源电力安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清洁高效的煤炭发电、清洁转化以及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是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美国不仅在技术和产业上全面引领CCUS领域，而且有大规模、充足的政策支持，有宏大的规划和远见。中国相关技术处于从中试到产业化应用的早期阶段，未来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

总体而言，美国对煤炭产业发展的定位和政策是中性的，而中国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对煤电的定位是明确的，但CCUS的技术研发示范和政策激励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澄清。未来，煤基能源凭借资源和成本优势，结合技术转型创新进步，在能源市场上仍将保持相对竞争力。中美战略对抗和全面脱钩的可能性使得两国能源与气候合作极具不确定性，但两国在煤基能源领域的产业和地方层面的合作可能存在潜在空间。

参与者名单

傅成玉

长江商学院大型公司治理与创新管理实践教授、中国石化前董事长

何建坤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原常务副院长

邹骥

能源基金会CEO、中国区总裁，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陈琦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

高士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杨磊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所副院长，原国际能源署高级顾问，原能源局油气司副司长

王海滨

中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龚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

唐晓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滕飞

清华大学能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何继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周元兵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

涂建军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

江大林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刘兰玉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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